今日下午16时，《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特邀北京曼陀海斯首席心理治疗师赵丞智教授从心理学角度解读“官员自杀的心理问题及干预”。本文就其会谈内容作简要记录，以期大家可以从某一特殊角度体会这个时事性话题，更大程度为大家了解自杀的心理学意义做出解读。以下J代表记者，Z代表赵丞智老师。

   Z：这个现象不是心理学范畴可以完整解读的，它还会涉及很多社会学、文化、社会制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问题，我今天只能在自己涉及领域内简单的谈论一下。这一类人首先是他的人格特点就比较弱（我是指抵御压力与应激方面比较弱），但是他们又当了官，这是为什么呢？（而后赵老师并未进一步说明）

   J：自杀是都要扣上抑郁症的帽子吗？

   Z：扣帽子是我们的感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涉及了自杀与抑郁的关系，当然我谈的自杀是“死了”。与自杀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叫做自杀行为，一般是有4个水平——自杀观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与死亡，当然这几个水平是可以作为一部分判断抑郁症程度来参考的。我要提到一个危险因素，也就是自杀中“贡献最大”的是精神病中的（重型）抑郁症。另外，精神分裂症与边缘性病人也可能自杀，其中边缘性病人自杀多见于青少年与女性，这类人群的自杀实际上是一种呼救手段，而不是想“真正的死去”，如果结果是死去了，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是“意外死亡”。自杀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严重的或慢性的躯体疾病、贫困的生活、急性应激事件等等，这些都会促使“危险因素”的聚集。

   J：我觉得事件与自杀应该不是因果关系吧？

   Z：是的。一般意义是事件——感受——自杀。自杀前应该是有段时间的（这是一段与自杀相关但并未自杀的时间），当然也可能是应激的到来瞬间就崩溃了。一个官员的自杀与谋杀就像硬币的两面，而且是个复杂的两面（关于“杀”的准确边界或者诱因等等不好定论），也许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都是交叉在一起的。一个人遇到困难往往是内部困难（比如抑郁等）和外部困难，也可以同时出现这两种困难。需要注意的是困难可能已经挺长时间了，只是突然表现出来。自杀这个行为对当事人来说还是在“应对”的，只是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应对手段。说到干预的话，可以说要注意平时心理健康的保健，另外如果真的是抑郁症的话，治疗方法也有很多，并且可以治愈，所以我觉得由抑郁症引起自杀死亡是很可惜的，因为是可以避免的。那么问题在于在政治上出了问题，能不能免于这种“耻感”而敢于求助？这一类人往往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对精神疾病有耻感和歧视。关于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并不多，中国的资料并不够新，联合国这边给出的数字是5%，我估计中国要到8%至9%，几年前我在浙江省做调查，结果差不多要15%至17%的状况。

   J：您的患者中有干部吗？

   Z：有的，有处级和一些基层干部。他们经常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会有睡眠、进食障碍，这时还是在抑郁症之前，但是已经影响工作，往往是压力大，比如说“维稳”涉及到指标、分配、负责区域和个人等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就被一票否决了。他们往往只能是匆匆的吃一些药物，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经常是偷偷的来医院。所以除了文化耻感外，政治因素（比如前途）太多，比较复杂。另外，提供心理干预的机构能不能让官员信任？因为这种干预往往是私密的。反腐、政绩考核、竞争等因素也需要考虑。我接诊的一个干部患者上任前没有抑郁症，上任后就有了，现在已经好了（我是指从我这里最后一次出去时）。另外，精神卫生水平是否要列入干部考核标准呢？

   J：抑郁症自杀的司法鉴定程序有没有？

   Z：我认为没有。扣精神病的帽子，甚至“被精神病”在政治中很常见，比如文革。那么王立军是不是抑郁症？

   J：是的话可以免部分责任。

   Z：我认为一套独立的精神病学的司法鉴定很重要（比如国外的验尸官就是独立司法者）。对没死的人可以一段长时间的观察获得诊断，对死了的人可以做“心理解剖”，这是英国人发明的，主要是研究死者活着的时候有没有精神病，心理解剖是调查死者周围的人及心理治疗记录等等。

   J：只是因为抑郁症而导致的自杀占多大比例？

   Z：中国差不多60%，美国差不多90%

   J：抑郁症病人与正常人有差别吗？

   Z：与儿时的经历有关，精神病理无差别。生物学基因上的遗传因素不明显，可以说更多的是“代际传承”。抑郁症是自我价值系统的疾病。中国的教育有耻感教育的因素会导致抑郁症发生，耻感文化充斥。

   J：官员时更要脸面的群体。

   Z：有时候丢人还不如去死，用羞辱激励自己，也激励别人。回到抑郁症，只有一类抑郁症病人对药有很好的反应，就是影响睡眠、进食的这一类抑郁症病人，其它类型的效果就不显著了。心理健康水平高的人基本都是“脸皮厚”的人。（两人同时笑了笑）

   J：有没有建议应该如何干预呢？

   Z：不建议把官员心理服务做成政党的活动，应该是独立的专业机构来做这件事情。我很想呼吁高级政治官员应该有心理顾问，而这个顾问不是指派的，应该是服务性质的。对中、低层的官员提供组织心理服务，政府找NGO组织服务，政府只负责组织，不负责干预。领导干部实际上获得精神卫生服务的机会被制度化减少。

   J：您接诊的领导干部有没有明显的表现？

   Z：他们与一般抑郁症病人没有太多区别。家人的支持其实很重要。他们出了问题以后还没有不能工作，只是坚持工作，门诊也没来过几次，留了电话也没有再联系。最后我想说：抑郁症用药物治疗复发率很高，要用心理治疗解决心理应对方式的问题。

   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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